英国著名汉学家、红学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最受认可的英译者霍克思（David Hawkes）7月31日在牛津去世，享年86岁。
霍克思的葬礼8月14日举行。此前一周，其家人通过《泰晤士报》的分类广告栏刊发了出丧公告，而迟至8月26日，方有《卫报》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撰写的整版讣闻刊出，其中包含大量生动的细节，令人感佩。
亲历新中国诞生
霍克思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见证者。1949年，他恰好身处北平，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霍克思也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庆祝人潮中，尽管“他们无法听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
在开国大典上，霍克思所在的游行队列依次走过天安门城楼，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答以“同志们万岁！”。霍克思记得，毛泽东认出了北大的学生，特地换了一种答语：“同学们万岁！”这或许说明毛泽东与北大的渊源，但也有可能是学生们听错了。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从1948年持续到1951年，并彻底改变了霍克思的人生。
将他招至北大的人，是当时在此任教的英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某日，在北大校长胡适的办公室，燕教授发现了几封无人阅读的英国来信。信是霍克思写的，他自述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其汉学研究，所以不等回复，便已启程前往香港。
据《卫报》的叙述，胡校长向来自夸从不为处理信函而分心，所以燕卜荪马上采取行动，说服北大接纳了霍克思。“那是1948年，蒋之失败统治的最后一年，共产党人的革命即将成功。”北大校园尚在城内，霍克思在古老的胡同找到了栖身的旅店。解放军很快包围了北平城，水电供应紧张起来。霍克思也得自行到学生们打的井中提水度日。停电的时候，他们便将桌子搬到走廊，玩牌或讲故事——对一个英国学生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语言练习。
据邓中良2006年9月27日在《中华读书报》所刊《燕卜荪与中国》一文，燕教授夫妇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游行。
霍克思的未婚妻琼此后来到北京。在向警方做了许多解释之后，两人终于获准结婚。妻子怀孕时，朝鲜战争爆发，夫妇俩“被非常强烈地建议”回国。燕卜荪则于次年返英。
毕十年于一译
大卫·霍克思于1923年7月6日生于伦敦，先在牛津大学研读古典文学，中途被招募学习“军事日语”，并表现出在东方语言方面的天赋，很快留任为讲师，主讲日军情报分析与密码破解。1945年，他回到牛津，转系学汉语。彼时牛津的中国文学课仅一师一徒。徒是霍克思，师是前传教士修中诚（ER Hughes）。后者建议牛津设立中国文学学位，但为此，按照霍克思的说法，修教授必须要“让汉语尽可能地看似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因此，其课程设置便局限于孔子及其他古典文本。
及至1951年，霍克思从中国返回牛津任教，教授已经换作另一位前传教士德效骞（Homer Dubs），霍与其中国同事吴世昌一起，开设了相对现代的中文课。到20世纪50年代末，牛津本科生的学习内容已经纳入了明清小说和鲁迅，通过这些课程，霍克思向英国学生展现了古代典籍中难以发现的活力与人性。霍克思讣闻的作者约翰·基廷斯也在这些学生中间，在吴世昌的指导和字典的帮助下，他们啃读了《红楼梦》的前五回。吴世昌当时已是公认的红学家，而霍克思在北京期间，也已为《红楼梦》着迷，两人成了终生好友。
正是在牛津期间，吴世昌以英文写出了此生最著名的红学专著《红楼探源》，1962年，他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86年去世。
1959年，霍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权威的《楚辞》专著。同年，他接替德效骞出任牛津中国文学教授。在吴世昌的鼓励下，霍克思开始着手翻译《红楼梦》。1970年与企鹅经典文库接触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这项浩大的工程，结果很快就不得不把翻译《红楼梦》当成了全职工作，并为此辞去了牛津教席。
此后十余年，他在万灵学院同事们的帮助下，译出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分别于1973、1977和1980年由企鹅经典文库以《石头记》为名，分三卷出版，后40回则由他的汉学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再分两卷译完。
《红楼梦》成，梦亦成，霍克思随即告老，迁居威尔士，继续为企鹅修订其《楚辞》论著，闲来生出对园艺、山羊、威尔士语和宗教史的兴趣。他后来还以诗体译出了尚仲贤的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以《柳毅与龙公主》（Liu Yi and the Dragon Princess）之名出版。
基廷斯认为：“霍克思将以其译著《红楼梦》青史留名，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之外最著名的红学家，也由于其灵感与技艺，将原作的真实与诗意双双转现。此时，他已远远跨出了中国一地，以自身印证了他对阿瑟·魏理（Arthur Waley）的评价。”魏理乃中国古诗英译先驱和声誉极高的英文版《西游记》——《猴儿》（Monkey）的译者，1966年去世前是其密友。霍克思说的是：“（魏理）不仅属于东方学的世界，亦属于文学的世界。”
霍克思身后遗下太太琼、三个女儿蕾切尔、薇雷蒂和卡洛琳，以及儿子乔纳森。
霍克思再未回过中国。他终生思念北平——那个已消失很久的老城。“我会梦游北京，一如50年前。”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随后，他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说起了那些不断在梦中复现的街道、城门，以及尘土飞扬的胡同。
注：约翰·基廷斯为《卫报》供职20年，专事中国报道，并出版有关于当代中国事务的多部专著。从前述讣闻行文看，他似乎是霍克思的学生。我没有找到更明确的证据，但手头有其新著《变化中的中国面貌：从毛泽东到市场》。在书前的致谢辞中，基廷斯感谢了牛津大学老师们。此外，他还向这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再次道谢——“中国人民万岁。”
霍克思的葬礼8月14日举行。此前一周，其家人通过《泰晤士报》的分类广告栏刊发了出丧公告，而迟至8月26日，方有《卫报》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撰写的整版讣闻刊出，其中包含大量生动的细节，令人感佩。
亲历新中国诞生
霍克思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见证者。1949年，他恰好身处北平，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霍克思也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庆祝人潮中，尽管“他们无法听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
在开国大典上，霍克思所在的游行队列依次走过天安门城楼，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答以“同志们万岁！”。霍克思记得，毛泽东认出了北大的学生，特地换了一种答语：“同学们万岁！”这或许说明毛泽东与北大的渊源，但也有可能是学生们听错了。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从1948年持续到1951年，并彻底改变了霍克思的人生。
将他招至北大的人，是当时在此任教的英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某日，在北大校长胡适的办公室，燕教授发现了几封无人阅读的英国来信。信是霍克思写的，他自述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其汉学研究，所以不等回复，便已启程前往香港。
据《卫报》的叙述，胡校长向来自夸从不为处理信函而分心，所以燕卜荪马上采取行动，说服北大接纳了霍克思。“那是1948年，蒋之失败统治的最后一年，共产党人的革命即将成功。”北大校园尚在城内，霍克思在古老的胡同找到了栖身的旅店。解放军很快包围了北平城，水电供应紧张起来。霍克思也得自行到学生们打的井中提水度日。停电的时候，他们便将桌子搬到走廊，玩牌或讲故事——对一个英国学生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语言练习。
据邓中良2006年9月27日在《中华读书报》所刊《燕卜荪与中国》一文，燕教授夫妇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游行。
霍克思的未婚妻琼此后来到北京。在向警方做了许多解释之后，两人终于获准结婚。妻子怀孕时，朝鲜战争爆发，夫妇俩“被非常强烈地建议”回国。燕卜荪则于次年返英。
毕十年于一译
大卫·霍克思于1923年7月6日生于伦敦，先在牛津大学研读古典文学，中途被招募学习“军事日语”，并表现出在东方语言方面的天赋，很快留任为讲师，主讲日军情报分析与密码破解。1945年，他回到牛津，转系学汉语。彼时牛津的中国文学课仅一师一徒。徒是霍克思，师是前传教士修中诚（ER Hughes）。后者建议牛津设立中国文学学位，但为此，按照霍克思的说法，修教授必须要“让汉语尽可能地看似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因此，其课程设置便局限于孔子及其他古典文本。
及至1951年，霍克思从中国返回牛津任教，教授已经换作另一位前传教士德效骞（Homer Dubs），霍与其中国同事吴世昌一起，开设了相对现代的中文课。到20世纪50年代末，牛津本科生的学习内容已经纳入了明清小说和鲁迅，通过这些课程，霍克思向英国学生展现了古代典籍中难以发现的活力与人性。霍克思讣闻的作者约翰·基廷斯也在这些学生中间，在吴世昌的指导和字典的帮助下，他们啃读了《红楼梦》的前五回。吴世昌当时已是公认的红学家，而霍克思在北京期间，也已为《红楼梦》着迷，两人成了终生好友。
正是在牛津期间，吴世昌以英文写出了此生最著名的红学专著《红楼探源》，1962年，他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86年去世。
1959年，霍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权威的《楚辞》专著。同年，他接替德效骞出任牛津中国文学教授。在吴世昌的鼓励下，霍克思开始着手翻译《红楼梦》。1970年与企鹅经典文库接触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这项浩大的工程，结果很快就不得不把翻译《红楼梦》当成了全职工作，并为此辞去了牛津教席。
此后十余年，他在万灵学院同事们的帮助下，译出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分别于1973、1977和1980年由企鹅经典文库以《石头记》为名，分三卷出版，后40回则由他的汉学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再分两卷译完。
《红楼梦》成，梦亦成，霍克思随即告老，迁居威尔士，继续为企鹅修订其《楚辞》论著，闲来生出对园艺、山羊、威尔士语和宗教史的兴趣。他后来还以诗体译出了尚仲贤的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以《柳毅与龙公主》（Liu Yi and the Dragon Princess）之名出版。
基廷斯认为：“霍克思将以其译著《红楼梦》青史留名，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之外最著名的红学家，也由于其灵感与技艺，将原作的真实与诗意双双转现。此时，他已远远跨出了中国一地，以自身印证了他对阿瑟·魏理（Arthur Waley）的评价。”魏理乃中国古诗英译先驱和声誉极高的英文版《西游记》——《猴儿》（Monkey）的译者，1966年去世前是其密友。霍克思说的是：“（魏理）不仅属于东方学的世界，亦属于文学的世界。”
霍克思身后遗下太太琼、三个女儿蕾切尔、薇雷蒂和卡洛琳，以及儿子乔纳森。
霍克思再未回过中国。他终生思念北平——那个已消失很久的老城。“我会梦游北京，一如50年前。”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随后，他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说起了那些不断在梦中复现的街道、城门，以及尘土飞扬的胡同。
注：约翰·基廷斯为《卫报》供职20年，专事中国报道，并出版有关于当代中国事务的多部专著。从前述讣闻行文看，他似乎是霍克思的学生。我没有找到更明确的证据，但手头有其新著《变化中的中国面貌：从毛泽东到市场》。在书前的致谢辞中，基廷斯感谢了牛津大学老师们。此外，他还向这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再次道谢——“中国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