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出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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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两本评价美国当代语言学的书
Paul Sidwell 周晓康 墨尔本大学
当年参加“Chomsky革命”的元老们如今已逐渐进入花甲之年，
许多人开始为转换生成语法树碑立传。有的是出自局外人之笔，而
更多的则是乔氏大本营中那些元老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定论。其中
颇引人注目、颇具有代表性的有 R. A. Harris所著《语言学大战》
(The Linguistic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年版)和
G. J. Huck与J. A. Goldsmith合著的《思想方式与语言理论》(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Theory，Routledge 1995年版)二书。这
两本书都围绕同一个狭隘的主题――即Chomsky是如何击败那些敢于
以“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和“解释语义学”(In－
terpretive Semantics)与他分庭抗礼的同行们的。对于这场从60年
代中到70年代末使真正的语言学研究足足耽误了十年左右的TG(转换
语法)之争，二书的作者各有自己的看法。本文将对两家所见作一简
要的介绍，并针对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作一些分析和评论。
《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一书共分五章和一附录。不过，此书
实际上是不同内容的两本书合二为一，即附录与正文。正文部分的
五章占全书的100页还不到。第一章为“前言”。“前言”所述是关
于生成语义学如何在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一鸣惊人，继而又一
败涂地的老生常谈。Huck和Goldsmith认定生成语义学并没有在实证
上遭到否定，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思想方法上的过错。在美国句法
学界内部的特定环境中，任何一种背离乔氏理论的研究方法都会被
看作是敌对的竞争，而不是互补。在那个狂热的乔氏崇拜时期，任
何实际的或想象的竞争都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摧毁。
第二章“理论框架的分歧”较详细地讨论了在转换语法学家中
对语义的各种不同处理方法，这些处理方法最终导致生成语义学或
解释语义学的分道扬镳。可惜这一章读起来颇为费解，因为大量的
内容都浓缩在短短几页之中，前后缺乏连贯，读者如果对这些内容
的背景知识不甚了解，则无法领略个中奥妙。本章所引许多论文并
无太大的语言学价值，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反映了那个
时代的大势所趋。
第三章题为“措辞技巧与语言学论证”。此章以20页的篇幅介
绍了三个论证实例，具体分析了论战双方的论文及信件中所用的激
烈措辞。此章中作者所引 Chomskyt Postal等人的语词带有越来越
强烈的感情色彩，以至于其效果“……仅在于使论战双方互相蔑视”
(第77页)。在这种情况下，论战已失去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整个
论战完全被个人动机所操纵，而不是对科学的执着追求。
第四章题为“生成语义学结局如何”。在这一章中作者争辩道，
生成语义学好景不长是因为它缺乏一个象 Chomsky那样的具有足够
凝聚力和名望的领袖。 Lakoff、 McCawley， Postal和 Ross分别
在不同的学府，各自为政。他们的个人品质也尚欠佳。比如说，
McCawley很少鼓励他的学生与他一起搞研究。Postal最终背弃了整
个转换学派而自创关系语法。最后一章是一个简短的总结。作者叹
惜道：“今天的句法学家仍然是令人不安的一盘散沙，我觉得他们
互相学不到什么”(第95页)。 Huck和Goldsmith的这一感慨也等于
告诉我们，今天的句法领域仍然是 Chomsky及其学生们的天下，不
管他们是效忠派还是反叛派。《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一书的附录
是对 Ray Jackendoff、George Lakoff、John Robert Ross、Paul
M. Postal等人的一些采访录，占全书163页的49页。正是这些采访
录才使得此书成为一本“必读书”，因为它们无异于是这场“语言
学大战”中那些头面人物的回忆录。(所谓“语言学大战”这一称号，
就是Paul Postal对曾经历的那些事件的辛辣讽刺)。在这些采访中数
Odorge Lakoff(生成语义学创始人)和Paul Postal的评论最为精彩。
Lackoff能比较客观地回顾这一段历史。作为一个天才的逻辑学家，
他中肯地分析了自己及同事们何以能在TG大本营中另辟蹬径，创立
生成语义学。他指出TG同仁对忠于乔氏理论各有一套不同程度的取
舍标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忠于认知学说(the Cognitive
Commitment)，即强调思维与语言的联系；忠于生成与全范围学说
(the Generalisation／Full Range Commitment)，即确保“生成”
适用于全部语料：忠于弗莱格学说(the Fregean Commitment)，即
以形式逻辑刻划语义；忠于乔氏学说(the Chomskyan Commitment)，
即把语言看作一个形式符号系统。(有关这些学说的详细内容，读者
最好参阅原书)。Lakoff分析了在实证面前仍然忠于、恪守乔氏学说
的后果：“毫不奇怪， Chomsky将‘忠于乔氏学说’视为第一，这
比忠于生成学说或认知学说重要得多。这就是说，任何基于语言生
成或实证的论证都不能使他相信语言不是一个形式系统。乔氏学说
的结果便是句法自立。按照句法自立的定义，形式符号系统的规则
不应涉及这些符号的意义或一般认知方面的知识”(第 lll页)。
Lakoff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 Chomsky对实证材料的极
端敌意：“这是1969年德克萨斯会议上一个令人伤心的插曲。会上，
当Chomsky的发言结束后，Ross走上台去，对Chomsky的假设提出一
些反例。可是 Ross每讲一点，Chomsky都会把他打断，甚至不让他
把话说完，并声称没有一个具体语言的实例能反驳得了他的假设”
(第111页)。Paul Postal曾经以幽默、机智的笔调嘲讽过那些缺乏
教养的同胞们(参阅 Postal所著《语言学辞令的进步》(Advances
in Linguistic Rhetoric，1988年版))。他的采访录开门见山，一
语道中此场“语言学大战”的要害。当问道：“今天的你如何看待
生成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挑起的这场争论的意义?”Postal答道：
“这场争论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也没有什么需要语言学家来
解释的问题。其意义只是在于它已经成为 Chomsky传的一个不可分
割的部分。由于 Chomsky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任何与他有关的事件也就显得举足轻重”(第126页)。Postal
说得一点不错。生成语义学也好，解释语义学也好，都早巳销声匿
迹，而 Chomsky却仍巍然屹立。
与 Huck和 Goldsmith不一样， Harris的《语言学大战》在前
一章首先扼要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历史。第二章“语言学”接着介
绍历来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及美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
主要从 Bloomlfield开始。到了第三章，进入 Chomsky时代，进而
又转人生成语义学时期。这时Harris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他的目
的是要引用围绕生成语义学所展开的争论来澄清某些广为传播的对
语言学的无知之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明确语言学家在做些
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大家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在做什么”(第
vii)。外行的读者会对作者关于语言学的目标和方法的描写发生兴
趣。然而，Harris的真正用意却是为TG理论作辩护和宣传。不幸的
是，他在此书中所表现的学术水平不是很高(Joseph 1995年对此书
的评论中指出，仅开头19页就发现有9处明显的错误)。请看他对历
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描写：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简单之极，尽管其结果常常有
赖于研究者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和令人惊讶的渊博知识。历史比
较语言学家只是仔细寻找某一语言与另一语言在语音和语义上的
相似，然后对这些相似的语音和语义作出解释”(第15页)。事实
上，历史比较法并非基于相似性这一抽象观念，而是依据呈系统
的对应――它有“一套标准，大量的、可接触的语料所赖以存在
的标准。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力图掌握这套标准。他们对这套标
准的认可就象化学家对孟德尔元素表的认可那样”(Hamp 1992第
97页)。以相似性作为确认语言亲属关系的标准在美国语言学界
司空见惯，怪不得那儿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全让一些能干的外
籍学者给包了。Harris还是感到有必要指出这一显然彼人遗忘了
的语言学研究方式要求研究者具有“勤奋”和“博学”的特长，
这点也许正好与他本人及其同事们所进行的当代语言学研究方式
形成对照。在题为“深层结构的精华”的第四章中，Harris详细
阐述了 Chomsky语言学模式，倒是可以作为语言学系本科生的教
科书。但是Harris不仅仅是停留在描写之上，他更多地是在赞美
这一模式，并将其人格化――把它看作 Chomsky本人的化身。他
不厌其烦地把 Chomsky语言学说成一门强大的、标新立异的、具
有无限凝聚力的学科，力图使那些迷失方向的人能重返正道、齐
心协力团结在 Chomsky这杆大旗之下。其他的语言学探索都被看
作是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 ”
Harris试图要读者相信 Chomsky语言学仍是当今世界占主导
地位的语言学流派，却忘了在欧洲它早已不再被重视。
Harris花了整整56页的篇幅表达他对乔氏本人的热爱，可谓
竭尽赞美之词：“ Chomsky是这一故事中的英雄。他是荷马史诗
中的那种英雄，实实在在属于我们时代万神殿中最优秀的思想家，
具有一切至高无上的威力和品质”(第54页)。继这段描写之后又
出现“机智过人”、“无所畏惧”等等语词，就象我们在所有主
张极端个人崇拜的宣传中所能见到的那样。这种毫无理性的英雄
崇拜至第81页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早期 Chomsky追随者)在群情激昂的短短几年之中锤
炼出一个精致、完美的框架，该框架成功地达到了自斯多葛时代
以来所有语言学研究旨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实现了语音和语义在
形式上的结合”(第81页)。
Harris此书的其余五章，主要叙述生成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
之争，其中不乏繁琐的历史细节和对那些与乔氏理论背道而驰的
语言学家的攻击。例如，“Ceorge Lakoff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家，
不如说是一个奸诈之客”(第57页)，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语盲学大战》虽然重在叙述生成语义学时期，但却不断地
塞给读者一些思想意识方面的偏见。因此，此书与其说是一部学
术著作，倒不如说是一出庆功小戏，旨在庆祝 Chomsky语言学在
击败内部分裂对手之后的胜利。
Huck和 Goldsmith的《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试图说明生成
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对于语言学研究都有不可抹煞的贡献。但这
些贡献在那个受错误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所干扰的时期却得不
到重视。作者为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的两军对峙及其对语言学研究
的负作用而悲哀。
他们竭力主张对这些争论的实质给予新的评估。而Harris的
《语言学大战》则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完全否定生成语义学和解
释语义学的贡献，一味庆祝 Chomsky理论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全面
胜利，并将它视为“语言学大战”的精神。
在Huck和Goldsmith一方，他们所采取的是较为成熟的做法，
即试图把追随Chomsky的语言学家在长远的利益上重新切结起来，
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在Harris一方，尽管他也想见到转换语法
的不断成功，可他所选择的走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只是对一种理论
的盲目服从。
《语言学大战》和《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各从不同的角度
把 Chomsky语言学描写为一个成功的事业，也都向我们展示了偏
狭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对美国语言学的危害程度。 Antilla有
一段话描写大多数欧洲语言学家及具有自由思想的美国语言学家
对这种危害的感慨，本文就以这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美国的语言学现状已接近死水一潭。近几年来我的一些同
事认为语言学的历史自1957年来变得如此丰富，语言学史这门课
光教这段历史就够了! 持这种态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东欧早已被
摒弃，然而，要使它在美国，尤其是生成语法的堡垒加州销声匿
迹，也许还得等待一段漫长的时期。”
参考文献(略)
原载《国外语言学》1996年第2期
-
Paul Sidwell 周晓康 墨尔本大学
当年参加“Chomsky革命”的元老们如今已逐渐进入花甲之年，
许多人开始为转换生成语法树碑立传。有的是出自局外人之笔，而
更多的则是乔氏大本营中那些元老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定论。其中
颇引人注目、颇具有代表性的有 R. A. Harris所著《语言学大战》
(The Linguistic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年版)和
G. J. Huck与J. A. Goldsmith合著的《思想方式与语言理论》(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Theory，Routledge 1995年版)二书。这
两本书都围绕同一个狭隘的主题――即Chomsky是如何击败那些敢于
以“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和“解释语义学”(In－
terpretive Semantics)与他分庭抗礼的同行们的。对于这场从60年
代中到70年代末使真正的语言学研究足足耽误了十年左右的TG(转换
语法)之争，二书的作者各有自己的看法。本文将对两家所见作一简
要的介绍，并针对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作一些分析和评论。
《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一书共分五章和一附录。不过，此书
实际上是不同内容的两本书合二为一，即附录与正文。正文部分的
五章占全书的100页还不到。第一章为“前言”。“前言”所述是关
于生成语义学如何在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一鸣惊人，继而又一
败涂地的老生常谈。Huck和Goldsmith认定生成语义学并没有在实证
上遭到否定，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思想方法上的过错。在美国句法
学界内部的特定环境中，任何一种背离乔氏理论的研究方法都会被
看作是敌对的竞争，而不是互补。在那个狂热的乔氏崇拜时期，任
何实际的或想象的竞争都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摧毁。
第二章“理论框架的分歧”较详细地讨论了在转换语法学家中
对语义的各种不同处理方法，这些处理方法最终导致生成语义学或
解释语义学的分道扬镳。可惜这一章读起来颇为费解，因为大量的
内容都浓缩在短短几页之中，前后缺乏连贯，读者如果对这些内容
的背景知识不甚了解，则无法领略个中奥妙。本章所引许多论文并
无太大的语言学价值，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反映了那个
时代的大势所趋。
第三章题为“措辞技巧与语言学论证”。此章以20页的篇幅介
绍了三个论证实例，具体分析了论战双方的论文及信件中所用的激
烈措辞。此章中作者所引 Chomskyt Postal等人的语词带有越来越
强烈的感情色彩，以至于其效果“……仅在于使论战双方互相蔑视”
(第77页)。在这种情况下，论战已失去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整个
论战完全被个人动机所操纵，而不是对科学的执着追求。
第四章题为“生成语义学结局如何”。在这一章中作者争辩道，
生成语义学好景不长是因为它缺乏一个象 Chomsky那样的具有足够
凝聚力和名望的领袖。 Lakoff、 McCawley， Postal和 Ross分别
在不同的学府，各自为政。他们的个人品质也尚欠佳。比如说，
McCawley很少鼓励他的学生与他一起搞研究。Postal最终背弃了整
个转换学派而自创关系语法。最后一章是一个简短的总结。作者叹
惜道：“今天的句法学家仍然是令人不安的一盘散沙，我觉得他们
互相学不到什么”(第95页)。 Huck和Goldsmith的这一感慨也等于
告诉我们，今天的句法领域仍然是 Chomsky及其学生们的天下，不
管他们是效忠派还是反叛派。《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一书的附录
是对 Ray Jackendoff、George Lakoff、John Robert Ross、Paul
M. Postal等人的一些采访录，占全书163页的49页。正是这些采访
录才使得此书成为一本“必读书”，因为它们无异于是这场“语言
学大战”中那些头面人物的回忆录。(所谓“语言学大战”这一称号，
就是Paul Postal对曾经历的那些事件的辛辣讽刺)。在这些采访中数
Odorge Lakoff(生成语义学创始人)和Paul Postal的评论最为精彩。
Lackoff能比较客观地回顾这一段历史。作为一个天才的逻辑学家，
他中肯地分析了自己及同事们何以能在TG大本营中另辟蹬径，创立
生成语义学。他指出TG同仁对忠于乔氏理论各有一套不同程度的取
舍标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忠于认知学说(the Cognitive
Commitment)，即强调思维与语言的联系；忠于生成与全范围学说
(the Generalisation／Full Range Commitment)，即确保“生成”
适用于全部语料：忠于弗莱格学说(the Fregean Commitment)，即
以形式逻辑刻划语义；忠于乔氏学说(the Chomskyan Commitment)，
即把语言看作一个形式符号系统。(有关这些学说的详细内容，读者
最好参阅原书)。Lakoff分析了在实证面前仍然忠于、恪守乔氏学说
的后果：“毫不奇怪， Chomsky将‘忠于乔氏学说’视为第一，这
比忠于生成学说或认知学说重要得多。这就是说，任何基于语言生
成或实证的论证都不能使他相信语言不是一个形式系统。乔氏学说
的结果便是句法自立。按照句法自立的定义，形式符号系统的规则
不应涉及这些符号的意义或一般认知方面的知识”(第 lll页)。
Lakoff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 Chomsky对实证材料的极
端敌意：“这是1969年德克萨斯会议上一个令人伤心的插曲。会上，
当Chomsky的发言结束后，Ross走上台去，对Chomsky的假设提出一
些反例。可是 Ross每讲一点，Chomsky都会把他打断，甚至不让他
把话说完，并声称没有一个具体语言的实例能反驳得了他的假设”
(第111页)。Paul Postal曾经以幽默、机智的笔调嘲讽过那些缺乏
教养的同胞们(参阅 Postal所著《语言学辞令的进步》(Advances
in Linguistic Rhetoric，1988年版))。他的采访录开门见山，一
语道中此场“语言学大战”的要害。当问道：“今天的你如何看待
生成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挑起的这场争论的意义?”Postal答道：
“这场争论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也没有什么需要语言学家来
解释的问题。其意义只是在于它已经成为 Chomsky传的一个不可分
割的部分。由于 Chomsky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任何与他有关的事件也就显得举足轻重”(第126页)。Postal
说得一点不错。生成语义学也好，解释语义学也好，都早巳销声匿
迹，而 Chomsky却仍巍然屹立。
与 Huck和 Goldsmith不一样， Harris的《语言学大战》在前
一章首先扼要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历史。第二章“语言学”接着介
绍历来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及美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
主要从 Bloomlfield开始。到了第三章，进入 Chomsky时代，进而
又转人生成语义学时期。这时Harris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他的目
的是要引用围绕生成语义学所展开的争论来澄清某些广为传播的对
语言学的无知之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明确语言学家在做些
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大家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在做什么”(第
vii)。外行的读者会对作者关于语言学的目标和方法的描写发生兴
趣。然而，Harris的真正用意却是为TG理论作辩护和宣传。不幸的
是，他在此书中所表现的学术水平不是很高(Joseph 1995年对此书
的评论中指出，仅开头19页就发现有9处明显的错误)。请看他对历
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描写：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简单之极，尽管其结果常常有
赖于研究者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和令人惊讶的渊博知识。历史比
较语言学家只是仔细寻找某一语言与另一语言在语音和语义上的
相似，然后对这些相似的语音和语义作出解释”(第15页)。事实
上，历史比较法并非基于相似性这一抽象观念，而是依据呈系统
的对应――它有“一套标准，大量的、可接触的语料所赖以存在
的标准。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力图掌握这套标准。他们对这套标
准的认可就象化学家对孟德尔元素表的认可那样”(Hamp 1992第
97页)。以相似性作为确认语言亲属关系的标准在美国语言学界
司空见惯，怪不得那儿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全让一些能干的外
籍学者给包了。Harris还是感到有必要指出这一显然彼人遗忘了
的语言学研究方式要求研究者具有“勤奋”和“博学”的特长，
这点也许正好与他本人及其同事们所进行的当代语言学研究方式
形成对照。在题为“深层结构的精华”的第四章中，Harris详细
阐述了 Chomsky语言学模式，倒是可以作为语言学系本科生的教
科书。但是Harris不仅仅是停留在描写之上，他更多地是在赞美
这一模式，并将其人格化――把它看作 Chomsky本人的化身。他
不厌其烦地把 Chomsky语言学说成一门强大的、标新立异的、具
有无限凝聚力的学科，力图使那些迷失方向的人能重返正道、齐
心协力团结在 Chomsky这杆大旗之下。其他的语言学探索都被看
作是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 ”
Harris试图要读者相信 Chomsky语言学仍是当今世界占主导
地位的语言学流派，却忘了在欧洲它早已不再被重视。
Harris花了整整56页的篇幅表达他对乔氏本人的热爱，可谓
竭尽赞美之词：“ Chomsky是这一故事中的英雄。他是荷马史诗
中的那种英雄，实实在在属于我们时代万神殿中最优秀的思想家，
具有一切至高无上的威力和品质”(第54页)。继这段描写之后又
出现“机智过人”、“无所畏惧”等等语词，就象我们在所有主
张极端个人崇拜的宣传中所能见到的那样。这种毫无理性的英雄
崇拜至第81页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早期 Chomsky追随者)在群情激昂的短短几年之中锤
炼出一个精致、完美的框架，该框架成功地达到了自斯多葛时代
以来所有语言学研究旨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实现了语音和语义在
形式上的结合”(第81页)。
Harris此书的其余五章，主要叙述生成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
之争，其中不乏繁琐的历史细节和对那些与乔氏理论背道而驰的
语言学家的攻击。例如，“Ceorge Lakoff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家，
不如说是一个奸诈之客”(第57页)，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语盲学大战》虽然重在叙述生成语义学时期，但却不断地
塞给读者一些思想意识方面的偏见。因此，此书与其说是一部学
术著作，倒不如说是一出庆功小戏，旨在庆祝 Chomsky语言学在
击败内部分裂对手之后的胜利。
Huck和 Goldsmith的《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试图说明生成
语义学和解释语义学对于语言学研究都有不可抹煞的贡献。但这
些贡献在那个受错误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所干扰的时期却得不
到重视。作者为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的两军对峙及其对语言学研究
的负作用而悲哀。
他们竭力主张对这些争论的实质给予新的评估。而Harris的
《语言学大战》则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完全否定生成语义学和解
释语义学的贡献，一味庆祝 Chomsky理论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全面
胜利，并将它视为“语言学大战”的精神。
在Huck和Goldsmith一方，他们所采取的是较为成熟的做法，
即试图把追随Chomsky的语言学家在长远的利益上重新切结起来，
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在Harris一方，尽管他也想见到转换语法
的不断成功，可他所选择的走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只是对一种理论
的盲目服从。
《语言学大战》和《思想方法与语言理论》各从不同的角度
把 Chomsky语言学描写为一个成功的事业，也都向我们展示了偏
狭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对美国语言学的危害程度。 Antilla有
一段话描写大多数欧洲语言学家及具有自由思想的美国语言学家
对这种危害的感慨，本文就以这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美国的语言学现状已接近死水一潭。近几年来我的一些同
事认为语言学的历史自1957年来变得如此丰富，语言学史这门课
光教这段历史就够了! 持这种态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东欧早已被
摒弃，然而，要使它在美国，尤其是生成语法的堡垒加州销声匿
迹，也许还得等待一段漫长的时期。”
参考文献(略)
原载《国外语言学》1996年第2期
-
